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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物中窺探女性對挎包的熱愛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中國書畫網編輯部

為什么自古以來女人“情有獨鐘”地愛包?是日常使用還是特定場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還是包搭配服飾?從北朝到隋唐,外來文化傳入,求異心態強烈的時代,包的出現也許就是一個見證吧。

中國服裝史一直以來較為忽視服飾中的挎包裝飾,本文利用新出土的中古壁畫和唐代各種挎包女性陶塑,對中古藝術中的挎包女性形象進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認為,“挎包女人”圖像賦予了女性非凡的人性精神。同時,作者還對外國該類形象的出現和流傳進行了梳理,依據現存圖像資料,指出中國古代女性挎包要比西方早出現幾個世紀。挎包、拎包具有時尚和實用美觀的意義,折射出古代女性鮮明的超前意識和服裝審美。

如果說女性服飾在某種程度上是衡量人類文明的歷史標尺,挎包則可以說是反映女性欲望的一面鏡子。

無論挎包還是拎包,提包還是背包,都是時代歷史演變語境下一種與服裝服飾相關聯的載體。“包”的出現體現了對身體制約的解放,女性的雙手從搬運中解脫出來,增加了新的可“置換”的空間,成就了新的面貌。而且,“包”被納入到服飾的范圍里,成為服飾史上一個代表性的見證者。

為什么自古以來女人“情有獨鐘”地愛包?是日常使用還是特定場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還是包搭配服飾?從北朝到隋唐,正是外來文化傳入,求異心態強烈的時代,包的出現也許就是一個見證吧。

從文物中窺探女性對挎包的熱愛
〔圖一〕 山西忻州九原岡北朝壁畫墓中的挎包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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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山西忻州九原岡北朝壁畫墓 (局部)

北朝隋唐的手提袋、挎包、背包,應該是中古時代出現較早的一種生活時尚的代表。有研究者稱挎包是為上流女性服務的,是奢侈服裝的延伸符號,但是挎包也有可能來自平民的簡約生活,又或是侍女或奴仆為負擔、伺候主人而使用的。我們無法查閱到“包包”的起源與雛形,但到了北朝隋唐時期,挎包女性的形象已經十分成熟了。忻州九原崗北朝墓葬壁畫女性背的挎包〔圖一〕,似乎是現代手包的鼻祖,這個被畫家所畫上的華而不實的小包,為何會受到當時女性的追捧?這引發了筆者的諸多思考: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從長方形且質地較硬來看,似為皮革制作的。中古時代女性肩背的小小的挎包,是裝女性化妝品還是裝絹帕?是夸示性還是實用性?恐怕不只是為了實用。與她并列的各色人物是胡漢均有〔圖二〕,北朝太原、忻州均為多民族混雜之處,其中“胡風”勁吹,曾有學者指出,陶俑中的挎包女性形象或許與唐代胡人的影響有關,我們不知道“挎包”是否與游牧民族有關,是否起源于騎在馬上的人放開了雙手,是不是胡漢民族服飾的邊界標識。令人驚喜的是,考古學者早已發現胡人斜挎背包的陶俑。1988年西安東郊韓森寨紅旗電機廠盛唐墓葬中出土的鼓目鷹鼻胡俑,身穿窄袖袍,脖頸圍有狐尾,從右肩至左肋斜挎一個半圓包,包被垂下的左臂夾在腋下〔圖三:1-2〕。如果這個解讀無誤,那么挎包真是全面繼承了北朝以來胡人的服飾風格,證明“包包”也與中古時期胡漢服裝文化交流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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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2〕 唐代胡人背包俑 西安博物院藏

此外,新疆地區出土了一些錦袋。從1995年新疆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出土的漢晉“帛魚和虎斑紋錦袋”〔圖四:1〕和“綴絹飾暈繝緙花毛織袋”〔圖四:2〕觀察,袋子內襯氈,內裝有銅鏡、胭脂、線團、絹卷、木質繞線板等女紅用品,袋體還綴有彩色絹帶。這應該是女性的小“袋”,錦袋小的長12.5厘米、寬10厘米,大的長17厘米、寬12厘米,可能是束帶攜掛在腰間,還不是后來出現的“包”。尼雅1號墓地出土的另一部分錦袋〔圖四:3-4〕也與“包”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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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帛魚和虎斑紋錦袋 1995年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8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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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 綴絹飾暈繝緙花毛織袋 1995年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5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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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金池鳳”錦袋 1995年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1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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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 藍地瑞獸紋錦櫛袋 1995年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8號墓出土

挎包的使用打破了貴族婦女繁文縟節的社交屬性。這些女性挎包而不是拎包,減輕了負重壓迫之感,使出行如同松弛走秀,反映了當時女性的風尚。挎包彰顯了當時女性的風度氣質,成為現代“包包”的遠祖。

包的外形進化,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晚唐壁畫中出現〔圖五,圖六〕,北壁西側畫有在家受五戒的“近事女”(又稱優婆夷)來寺院侍奉高僧,旁邊畫有一棵葉茂老樹,樹枝懸掛一個挎包,這個挎包應該是手工縫制的布包,包上有三葉形翻蓋,繡有穿環圖案,從樣式來看非常時尚。這個挎包是“近事女”使用的還是云游僧人使用的?需要思量。我傾向于是這個“近事女”使用的,她挎著包來寺院拜見、侍奉高僧,左手持杖竿,右手拿有巾絹,故先把挎包掛在樹上。若是僧人所用,也有可能,宋代佛教中“布袋和尚”以“布袋”而聞名,其布袋應該源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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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敦煌第17窟北壁西側壁畫晚唐近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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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敦煌第17窟北壁西側壁畫樹上挎包

唐墓中的挎包女俑近年也屢有出土〔圖七〕,2014年3月陜西考古研究院在華陰市夫水鎮連村搶救性發掘了唐咸亨元年(670)沙州敦煌縣令宋素與夫人王氏合葬墓,該墓出土有武士俑、文官俑、胡人俑、駱駝俑等,其中挎包女俑形體完整,制作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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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唐代挎包女俑 陜西華陰市唐宋素墓出土

挎包畢竟不是藝術家的憑空想象,而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再現。有人說包“以身體為切入點,以人為最終目標”,“包”是一種解脫身體負擔的載體,象征了古代女性雙手的解放,因而被藝術家關注而留下藝術形象。而這種形象之所以得到塑造,應當與男性對女性挎包姿勢的欣賞有關。

傳說遠古時候女人采集野果和收獲果實時,將它們放入竹藤編織的籃中,久而久之,籃子或許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中變成了“包”,形成了一種穿搭習慣,成為了服飾的一部分。然而,這一傳說既沒有文獻記載也沒有考古印證,唯一期望就是能有遠古文物被發現。

但是合理的解釋是,挎包的使用解放了人的雙手,迎合了女性追求美麗的心態,特別是身穿全擺裙,可以充分釋放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愉悅”。挎包成了女性服飾的一部分,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內化到女性心里,這就大大超出了一般層面的服裝風俗改革,融入了自身的審美追求。

包的起源是服裝的補充,因為衣服沒有口袋,包是衣服的“外掛”,是掛籃式的延伸。應該說從古至今,包飾的興起與服裝的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從世界服裝史上看,包的線索卻是蛛絲馬跡、鳳毛麟角。4世紀羅馬壁畫上出現過庶民斜背一個小網袋似的包,但這和中國漢魏的鞶囊或囊袋差不多,還不能肯定是后世概念的包。那么,西方最早使用挎包是什么時候呢? 女性用包又是什么時候開始,是屬于上層還是下層的配飾呢?

芭芭拉·伯爾曼(Barbara Burman)所著《袋史》中說,在幾百年前,手提包表現的是一個女人的窘境,因為自己提一個較大體積的手提包,向人暗示的是自己沒有女仆相隨或沒有雇傭女仆。這位研究者稱,15世紀人們開始提到的“包”,即是衣服外掛的口袋。經過一個世紀的進化,16世紀初,歐洲皇室貴族夫人們流行舉辦舞會,為了能隨身攜帶胭脂、口紅等化妝品而不影響舞步姿勢,便讓裁縫們制作精致的小口袋掛在手腕上。但名媛們不愿公示手袋,選擇將其縫在裙服內側或是內衣隔層,外面完全看不到。17世紀開始,手工業的豐富使得生活零碎用品裝入衣服口袋的風氣開始蔓延。18世紀末,女性講究裙服雅觀,附有衣帶的波浪型裙子被修身的衣服取代后,女士們便紛紛去尋找可以裝載個人物品的袋子或是搭配服裝的包飾,開始流行用網袋裝扇子和香盒以搭配裙服,手袋才真正“登堂入室”,而挎在肩上的“包”也隨著旅行風靡一時,如果內有隔層就可以裝更多的東西。

中國古代服裝史似乎一直沒有關注服裝上的口袋,也未關注挎包,這是刻意隱藏還是忽略不計,無從查起。春秋戰國以后“荷囊”作為裝細微物品的“小袋”,又稱“持囊”,到漢代則有佩掛的“腰囊”、“旁囊”。南北朝詩人庾信 《題結線袋子詩》寫道:“交絲結龍鳳,鏤彩織云霞。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詩中講到了“袋子”,但不是后世理解的“包包”。除了前舉新疆民豐縣尼雅墓葬出土文物中的“櫛囊”、“櫛袋”外,這種女性腰間束帶系結的服飾附屬物,在西安、洛陽等中原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女性陶俑腰間也較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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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唐代挎包女俑 香港大學馮平山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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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唐代挎包女俑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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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唐代挎包女俑 美國休斯敦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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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唐代彩繪蝶髻挎包女俑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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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紅陶挎包女俑 1931年河南洛陽唐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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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雙女并立挎包俑 南京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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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唐代彩繪陶挎包女俑 河南洛陽關林唐墓出土

存世文物中,唐代女性挎包形象較為普遍,除了上面所舉考古出土的挎包女俑,海內外各個博物館還收藏有一定數量的挎包女陶俑,可見“包迷”不少〔圖八至圖十四〕。這些陶女俑的“包包”不論是包袱還是手袋、挎包,其款式和攜帶方式都與現代女性挎包基本相似。至于中國國家博物館1953年入藏的挎包女俑〔圖十一〕及洛陽出土的挎包女俑,究竟是左臂挽一包囊還是挎一布包,學界有不同看法,需要仔細辨別。早期的包袋可能只是簡單地用布巾對角捆綁在一起,以形成口袋裝物。但是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1923年收藏的唐挎包女俑〔圖十五〕攜帶的明顯不是包袱,而是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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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唐代挎包女俑 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藏

可以說,中國古代出現挎包比起西方要早得多,挎包與否不單是功能性的變化,更是證明女性個人價值的方式,而且具有從女性身體上升到藝術想象的標簽意義。

包外形的進化,并非都是由功能主導,如果說挎包的功能性是首要的,那么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挎包的裝飾性“彰示”則越來越強,但古代包的款式似乎變化不大。這究竟是心理縮影還是對風尚的追逐,尚且難以定論。其發展軌跡亦值得探討。倘若說“包包”是服飾的升級版或“身價”尊貴的表現,與服飾一樣是“身體展示文化”,那么,挎包、手拎包、背包等姿勢則折射著不同社會等級心底的欲望。

古代壁畫或繪畫中一般很少見到女性挎包形象,幾乎所有的女性從不拎包,更不挎包,而北朝隋唐壁畫中出現的女性挎包是否隱喻著女性對美好生活的寄托呢?這個服裝外的挎包是否代表了她們的精神風貌呢?以往前輩學者對此研究較少。

筆者曾從女性生活的角度來思考,認為包囊出自女性之手,是古代“女紅”上乘之作。用針線融靈慧巧思于一體。“女紅”做包做囊是一種獨特家庭手工業,交織著閨房工藝的訓練。此外,還應從社會語境來理解女性挎包這一鮮活的圖像,探討中國古代女性獨特的審美風貌和記憶價值。

吾師孫機先生講述中國古代服裝史四次大變革,對筆者研究啟發很大,進一步拓展了“挎包女人”從服飾文化史向社會思想史轉變過程中的視野,以及挎包所附帶的文化含義和表現的歷史意義。挎包塑造了女性完美的公眾形象,標志著女性走上社會舞臺的歷史節點,身背挎包展現的不是柔弱的形象,或是庭院家舍里的閑情逸致,而是敢于自立的氣概。

從服飾上說,挎包可以與裙服外套、頭飾帽子、腰帶絲巾等搭配,標志著女性有了選擇搭配服裝的自由,從這一角度講,挎包可說是一個讓女性脫穎而出的衣飾配件。

從審美上說,女性的挎包經常置于女性腰間或裙擺之下,而非縫制于裙子上,否則不便行走。從結果上看挎包提高了女性的腰線,其自身也從一件附屬品變成了獨立的配飾。

從功能性上說,挎包不是小眾女性的狂歡時髦單品,不是稀奇古怪的裝飾款式,它有著時尚的社交屬性以及輕便的實用性,如果說大包是生活必需品,那么小包是不是炫耀的配飾品呢?

從繪畫作品的細節上看,北朝和隋唐的女性挎包上可能已經出現了刺繡、鎖扣,敦煌17窟樹上所掛的包最為顯著。敦煌第443窟宋代壁畫上,包的類型已經增多〔圖十六〕,其他如敦煌藏經洞所出繪本中也有挎包圖〔圖十七〕,表明當時僧人在修道生活中使用包較為普遍。宋末元初龔開(1222-1307)《中山出游圖》(原名《鐘馗元夜出游圖》或《鐘馗嫁妹圖》)中,黑小鬼肩背挎包的形象非常鮮明〔圖十八〕。明代五臺山佛寺壁畫中有護教黑羅漢斜挎包的形象〔圖十九〕,這種包似乎是翻蓋式挎包,帶盤結。道釋畫中的挎包圖像可能與熟悉背負它的職業畫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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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敦煌第433窟宋代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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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敦煌藏經洞所出繪本中的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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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元龔開 《中山出游圖》 卷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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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山西五臺山明代壁畫中的挎包金剛力士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包的主要使用者是女性,男性用包在社會上并不普及。中國古代男性用“箱”代“包”較多,醫生出診攜帶藥箱,學子出外帶考箱,胥吏出行攜帶文匱,士兵野外攜帶物箱,如此等等。至于我們在隋代史君墓石槨線刻畫上看到的是胡商肩扛褡褳,遼墓看到當時人出行還是用的褡褳,元代郵差役夫后背上是長形木匣,證明當時背負的還不是挎包類裝備或輕便的軟型背包。“包包”很大程度上還是女性的專用物,男性僅在特定環境下偶有使用,如北齊士兵斜背挎包和羅馬士兵斜背方包,作為承載后勤事物的裝備,可能功能性更強一些。

挎包的使用從北朝開始到今天已經1500年的歷史了,時尚風云變化從未撼動其流行的地位,雖然17世紀初歐洲開始出現服裝口袋,但在近代服裝史上,挎包并沒有被淘汰,反而越來越流行,從單肩挎包到雙肩背包,不僅被負荷重物的勞動階級大量使用,而且成為上層社會主導的正統服飾潮流。至于腰包、手包等,都隨著社會上新階級的誕生而跌宕起伏,歐洲皇室女性甚至偏愛手包、手提包,成為王室禮儀規范和公共形象的標志。可以說,挎包作為搭配服裝的經典飾品已經成為潮流文化和社群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為現代男女、各色人物不可或缺的標志物。

總之,中古壁畫中的“挎包女人”再現了服飾的歷史,陶俑又塑造了古代女性風采,平面繪畫與立體雕塑相互交織,意涵豐富,喚醒記憶,賦予了女性非凡的人性精神。女性所攜帶的包的類型與用途多種多樣,但是從物欲與精神的框架上分析:挎包、拎包既是物欲的,也是精神的,烙印著時代的變遷。女性敢于在大庭廣眾挎包、拎包,體現了社會認同和種族群體認同,其象征符號折射出非常明顯的社會化和審美化的意義。

(圖片來源于澎湃新聞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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